又一个小道消息被证实了。 周二（5月14日）北京时间晚间，美国拜登政府再次动用自由量裁权，宣布对我国一系列产品加征额外关税。此次关税增加涵盖多个领域和多种产品。 这无疑标志着继2017年时任特朗普总统开启贸易战后，新一轮贸易战的到来。 本次额外关税包括： ● 电动汽车关税从 25% 提高到 100%； ● 锂离子电池和其他电池部件征收 25% 的关税（之前 7.5%）； ● 光伏和部分半导体材料的税率翻倍到50%； ● 部分钢铁与铝材从0-7.5%提高到25%； ● 部分关键原材料、港口起重机等以及卫生医疗产品也将被征收更高关税。 涉及产品类别当前贸易额在整体中的份额各异，总计价值超过180亿美元。关税影响到底是大还是小，到底是象征性的还是具有实质影响的，这需要通过实证研究来确定。关键是： ● 下一步是啥？我们应如何有效应对？ ● 面对霸权美帝的战略考量，如何更好地了解其意图？ ● 美国的“合作竞争”叙事，为何是一种权力的语言？ ● 为了制衡美国（包括潜在的欧盟），我们应如何进一步出招？ 本期辣评，我们讨论这些问题。 额外关税在价值链的哪个环节？ 理论上讲，一个国家如果出于战略目的限制其他国家的产品进入，为了有效管理其负面影响，对最终产品加税远远“好于”对中间投入产品加税。 典型的例子是咖啡产业链。目前的格局是巴西、印度、越南和非洲生产咖啡豆，然后进口到欧洲和美国加工。世界上最大的售卖咖啡的企业——星巴克、麦当劳、雀巢，都是欧美跨国公司。难道这些咖啡原产地不愿意进行深加工，强化加工能力，出口制成品胶囊咖啡乃至更下游产品吗？ 实际上，欧美国家对未经加工的咖啡豆进口不征收关税，而对制成咖啡品的进口关税——欧盟为7.5%-9%，美国为10%-15%，日本为 20%。 此次加征关税，大体上也符合这一逻辑，尽管有例外。加税的类别与数量，往往中间产品少，末端产品多。 例外是钢铁，这个是美国的特殊历史现象。它长期以来一直通过反倾销条款以及2017年毫无根据地援引《Trade Expansion Act》232 条款来保护钢铁行业，该条款允许以国家安全为由对钢铁和铝征收广泛的关税。 “国家安全”作为理由使用已经过于频繁，但一个产业在整个产业链中的实际位置和作用可能更容易琢磨。 美帝具有全球霸权，尽管在快速衰落，加征关税不需要理由。它具有设定议程的能力。在这个问题上，对错往往无意义。这是一个基于“实力地位”、主观意愿和客观能力的问题。说到底，市场开放不开放，是个政府选择问题。 所以，我们不要猜测美国的加税动机。美国和欧洲注定会保护其产业链下游——美国钢铁是个例外。跟着美国的节奏，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出台各种限制，这是预期中的事情。也非常符合欧盟的战略利益——保护高端汽车制造业、维持现有产业优势、保就业和国家荣誉、新兴产业动能等。 在此，笔者大胆预测：欧盟立法限制我国电动汽车进入，轻则设定年度配额，重则组合拳——关税、标准、操作层面贴标签一起上，只是时间问题。 欧洲现在会越来越多地为还没有发生的坏事考虑，也就是所谓“去风险”（De-risking）。欧盟委员会的这种“进取”意识，不知是好是坏。 读者们，在下次你们生日之前就可能会见证中国电动车（包括本土企业与外企在我国制造的）全面清零欧美市场。 气候“合作”里的语言魅力 在欧盟启动对我国风机和光伏板的反补贴调查之后，我们反复听到一些简单的逻辑： “依靠技术创新、完善的产供链体系和充分的市场竞争，实现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并以开放的姿态广泛开展国际合作”，“新能源产业合作”，“产业链合作”等等。 最新的，某国际NGO组织以大标题“中美气候合作让全世界受益”，概括双方首席谈判代表的“合作”协议成果。 何为合作？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值得一番语义学探讨。过去的公共讨论中，起码包含以下几种意思： ● 协作。例如，气候变化是超越两国双边关系的问题。双方都需要提出自己的“offers”，不能掀桌子，说“这事情我们不干了”（美国共和党会这样！），而是要把offer放桌子上，供大家点评，给点同行压力。 ● 服从。例如，目前是美国主导的世界金融与军事和平秩序。基于这一框架开展贸易、参与世界组织，服从一些成文还有“不成文”的规定。美国觉得规定碍手碍脚的时候，可以不遵守。 ● 分工。例如，两个双人舞演员，搭档做一件复杂且超越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工作。例如高技术领域的R&D研发合作的不同环节等等。 ● 保持沟通。例如，沟通可以避免误解，避免局势无谓升级。所谓“外交合作”。 但在国际政治中，所谓气候变化合作，在美国看来就是“我领导主导，你多承诺”。气候变化问题作为全球性挑战，本是通过多边协作应对。然而在气候谈判中，“合作”一词具有多重含义，不同方面对此有不同理解。 美方往往强调服从现有规则秩序并做出更多承诺。美国过去的外交战略家约瑟夫・奈最近讲：我们确定了七个中美潜在的合作领域。首先，也是最明显的一个领域是威胁两国的气候变化。尽管中国仍在继续建设燃煤发电厂，但它正在迅速增加可再生能源，并声称将在2030年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在 2060 年实现碳中和。我们敦促（中国）制定更快的时间表，并为此（气候目标）进行科学交流。 奈教授这里有意地把典型的多边问题——气候变化——界定为双边的事情，可谓动了心思，把一个多边协作问题变成了双边合作问题。我国的财新传媒对此有全文翻译，只是不清楚是否是这个理解。 超越政府层面，国际和事佬们利用语言的模糊性和解释余地来展示能见度，也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典型的例子是2022年世界天然气价格暴涨时期，关于“能源危机”的喧嚣。英文中energy crisis，准确的意思是“能量危机”，而不是中文语境中的“能源危机”。energy更多指的是可以做功的能量，而不是各种能源（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的结合体。因此，70年代石油价格上涨也被称为“能量危机”。追求能见度的和事佬，比如国际能源署秘书处，并不会为准确沟通烦恼。 当一个词汇完全不能表达其原有固有的意思时，语言就失去了含义与沟通功能。总之，我们需要理解“合作”在不同的语境之下，到底是啥意思。 可能的下一步： 风机、钢铁的自由贸易？ 笔者的主观看法是：气候问题上，中美两国都存在内部意愿或能力问题，需要将权力交给多边国际机构来协调，而不是“双边合作”。这是对当前气候谈判中“自愿安排、广泛妥协、一致通过”的制度性搭便车模式（缔约方大会COP模式）的颠覆性改变，回归“臭氧层治理”模式。 在贸易问题上，尽管存在分歧，但通过谈判是有望解决的，这符合长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逻辑。必须承认，欧美对我国汽车的限制符合其战略利益，尤其是涉及本地竞争、价值链利润制高点以及底线思维——毕竟在欧美人脑中：从制造汽车到制造坦克是很容易的，这一产业不能丢。 但是，即使欧美禁止了我国光伏板的进口，本地产业能因此发展起来吗？全球共识是：不可能。手段无法实现目的，那么手段就没有意义。 相比于下游的电动车，上游产品成本的抬升，即使从欧美自身角度来看，加征更高关税也不符合其几乎所有关切。欧盟对光伏、风电、钢铁等相对上游基础产品的限制是非常不明智的，不符合其战略利益。这些设备的进口是为了制造和发电，发电是为了满足电力需求和减排目标，而电力需求则用于生产其他产业链产品。 这个链条后端很长，有足够的高价值后续经济环节可以参与，对欧盟并不具有长期战略价值。限制进口与贸易会影响一系列目标的实现，比如电力系统结构变化、减排目标的达成和成本控制。因此，上游产品的政策还有调整的空间。
从欧美的下一步动向来看，在产业链高端的汽车产业做出让步，换取产业链上游产品——如风机的自由贸易，符合美国和欧盟的短期目标以及全球公共利益的长期利益，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实用性方案。在当下必须明确：让步不是示弱，妥协不意味着自身受损。新一轮贸易战过程中，保持理性、坦诚的态度，秉持相互尊重的原则，达成平衡各方利益诉求的解决方案往往是更加可持续的。
从这一关税问题延伸开来，我们面临的问题愈加复杂和综合。国家之间日益脱钩，而不同议题却日益挂钩。贸易与气候政策、产业政策与国际援助、碳绩效与出口配额等，各种问题相互交织。“一码算一码”成为一种奢望，甚至会被认为是思维幼稚乃至懒惰。
信息爆炸的时代，人脑力有极限。人工智能大模型工具（如AI）使用500亿到2000亿的参数来理解和分析我们的语言、行为与意识；而我们在学术、工程和政策领域普遍使用的模型工具最多只有几千到几万个参数。我们的伟大“心灵”超过四个参数就可能出错——比如逻辑一致性方面的问题。
越来越多的组织化力量开始秀肌肉，而普通人也日益需要“长肌肉”。肌肉的生长无疑是缓慢的，需要从小处着眼，关注技术性细节，就事论事才能生存。
比如，目前讨论很热的欧盟一系列碳管制措施，特别需要讨论的是：按照目前设计，排放交易计划配额的可用性和价格均由欧盟内部决定，而贸易产品碳的计算方法由欧盟委员会自行决定。这是绝对的权力。我们需要从这个角度介入，通过允许碳抵消（比如我国的CCER）等方式削减欧盟的权力，并且督促欧盟就未来的碳价格设定明确价格上限和明确可控的成本支付预期。
希望本文引发更多的讨论！
文/张树伟 作者供职于卓尔德（北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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